界面新闻记者 | 张晓云
“300亿承兴诈骗案”主角罗静刑事案落定后，涉案相关方的民事纠纷仍在进行中。
近日，界面新闻独家获悉，诺亚控股（06686.HK）旗下租赁公司与知名酒企安徽古井集团旗下公司的1亿元保理案件判决结果再次发生变化。
2019年，承兴系案发后，安徽众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众信公司）将上海自言公司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诺亚（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自言公司）告上法院。
该案经一审二审，最高院再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后结果大反转，自言公司被判赔偿全部损失约1亿。
此后，自言公司再次申请再审，并获受理。此次最高院经过二次再审后，改判为诺亚方面承担70%的赔偿责任。
界面新闻独家获得的判决书显示，本案二次再审期间，众信公司提交三组材料作为新证据，但最高院认为三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众信公司的主张。
此次最高院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自言公司应否对众信公司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如果自言公司应承担责任，其应承担责任的比例。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众信公司依据其与自言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因自言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自言公司赔偿全部损失。最高院认为，案涉《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
最高院认为，根据约定可知，自言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初步核查众信公司拟受让债权的真实性，协助众信公司与债务人确认债权，协助众信公司有效监管承兴公司账户，识别承兴公司相关合同、发票、收货单等，确保交易真实。
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自言公司在履行义务中存在下列违约事实：一是在向京东公司（本案第三人），核实涉案债权的过程中，自言公司未能采取规范、有效的方式向京东公司核实接待人员“崔某”的身份，对“崔某”非当面盖章行为未引起合理注意和怀疑，未能识别出代表京东公司的“崔某”系冒充。二是未采取有效措施核查案涉京东公司《采购合同》、《到货签收单》等交易材料的真实性，仅是将材料上印章与以往文件上印章做了简单比对，未能识别出案涉保理合同项下承兴公司与京东公司交易材料系虚假。三是案涉保理金汇入由自言公司监管的承兴公司账户后，自言公司在收到承兴公司向洋和公司支付99910250元的请求后，未向京东公司有效核实该采购业务的真实性，仅根据电子邮件所附材料即予放款。自言公司主张其在进行相关尽职调查、赴京东公司访谈以及向洋和公司付款时，众信公司人员均在场，但众信公司人员在场并不能免除或减轻自言公司的合同义务，亦不能降低自言公司履行义务时的勤勉、审慎标准。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自言公司在负有对案涉标的债权真实性审核以及账户监管义务的情况下，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存在重大过失，构成违约，应当对众信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自言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理由，以及要求众信公司支付50万元服务费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院不予支持。
承担多少比例？
最高院再查明，在众信公司与自言公司就案涉交易磋商过程中，合同中有自言公司就众信公司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的表述，但在最终签订的《服务协议》中删除了“全额赔偿”的表述。
最高院认为，双方并未形成由自言公司承担“全额赔偿”的合意，故众信公司要求自言公司赔偿全部损失缺乏合同依据，自言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条相关规定，本案适用该条第二款确定自言公司的责任，认定自言公司在本案中的违约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需综合考量众信公司损失的原因，自言公司违约行为，众信公司对其损失的发生是否有过错等因素。
最高院表示，保理业务的实质是应收账款的转让和融资，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是保理资金安全的关键基础。本案中，造成众信公司保证金损失的根本原因是承兴公司虚构其对京东公司应收账款的诈骗行为。本案保理交易的核心环节是向京东公司核查案涉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应当围绕该环节分析各方义务和责任。
就自言公司而言，其未能识别接待人员“崔某”的身份，未能核实案涉应收账款真实性，主要原因是其与承兴公司存在多次合作，知晓承兴公司与京东公司曾有真实的贸易往来，故对承兴公司过于轻信，在核查案涉应收账款真实性过程中，没有采取规范、严谨、直接的核查方式，未能确认其是否受到了京东公司真实有效的接洽、是否得到了京东公司对案涉应收账款真实有效的确认，以至于被承兴公司安排的“崔某”等相关人员蒙骗，将伪造的材料误认为真实。
就众信公司而言，其作为《服务协议》当事人和《保理合同》当事人，为防范交易风险，对关键环节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和审慎判断是其当然义务，不应将案涉应收账款债权真实性的核查义务完全转移给自言公司。事实上，众信公司也就案涉项目进行了调查并做出相应决策，亦与自言公司共同参与了相关调查核实工作，也未能发现案涉保理业务的底层资产为虚假，原因在于其过于轻信自言公司和承兴公司，故其自身也存在过错。
自言公司与众信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租赁公司，在本案保理业务中均未尽到商事主体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自言公司并非故意参与承兴公司诈骗行为，其轻信承兴公司的原因主要是其与承兴公司已有多次相关业务合作并延续至案涉交易，应认定为构成重大过失。二审判决依罗静、罗岚的供述认定“自言公司向众信公司推介案涉保理业务，目的并非是收取众信公司服务费，而是为了引进众信公司的资金，取代其在承兴公司融资存量，实现其自身资金回笼”，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最高院予以纠正。自言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众信公司关于其对损失的发生无过错的主张均不成立，双方依法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涉保理业务系自言公司向众信公司推介，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案涉交易结构设计等工作均由自言公司完成，自言公司全面深入介入整个交易，而自言公司在向债务人京东公司核实债权真实性时的关键环节未采取规范的方式核实京东公司接待人员“崔某”身份的真实性，存在重大违约行为，自言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最高院酌定自言公司对众信公司不能收回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众信公司自行承担30%的损失。自言公司承担70%的损失赔偿责任后，如后续通过刑事追赃退赔追回了案涉部分款项，则本案损失数额应相应减少，自言公司与众信公司可按7：3的比例对追回的款项另行主张分配返还。
诺亚、京东、“承兴系”衍生案
2024年1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承兴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罗静等人上诉，维持原判。其中，罗静获无期徒刑，她的妹妹罗岚获刑十七年六个月。
一审、二审刑事判决文书显示，罗静等人在虚构应收账款债权融资过程中，使用了私刻京东和苏宁公司印章、派人冒充京东和苏宁员工、拦截被害单位寄给京东和苏宁的确认函快递等多种手段，骗取湘财证券等机构共计300余亿元，造成实际损失共计88亿余元。
随着“承兴案”刑事二审宣判，根据“先刑后民”原则，该案衍生的系列民事诉讼已逐步开始审理。
其中，上海歌斐、自言公司对承兴系公司和京东提起诉讼的两起案件最为知名，案件双方多次隔空回应引发外界关注。
2024年5月，界面新闻独家报道了上海金融法院对两宗民事案件作出的一审判决，京东无赔偿责任，“承兴系”的相关公司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判向上海歌斐支付34.1亿元，向自言公司支付8500万元。“承兴系”公司还需承担300万元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以及1700多万元案件受理费。。
2024年12月，界面新闻独家报道了上海高级法院对这两宗民事案件作出二审处理。这两起案件的生效结果与一审判决结果一致，京东无赔偿责任，两起案件的生效日为2024年10月。自2019年无辜卷入“承兴系”案件以来，历时5年，京东终于从这场“躺枪”的诈骗案中全身而退。
而前述古井集团旗下公司众信公司即为自言公司“承兴系”案件中的投资者。
2019年8月，一审法院安徽亳州中院首次受理原告众信公司对被告自言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涉及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投资过程的财务顾问服务。被告向原告提供相关顾问服务，收取50万元的费用。2020年12月，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案件。2021年3月，二审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对一审法院裁决的上诉。
随后，众信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命令，撤销上述裁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022年12月，一审法院判决赔偿原告990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24年3月，诺亚收到二审法院的最终裁决及其支持一审裁决并立即生效。。
此后，自言公司再次向最高院申请再审，并获受理。近期，最高院经过二次再审后，改判为：
一、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皖民终141号民事判决和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皖16民初314号民事判决；
二、自言公司对众信公司9900万元及利息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利息以99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三、驳回众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自言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53874元，保全费5000元，由众信公司负担167662元，自言公司负担3912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自言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3874元，由众信公司负担166162元，自言公司负担387712元。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